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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的公文长啥样

抗日根据地文书工作的三次改革

作者:邱俊明,四川省隆昌县档案局    来源:《秘书工作》    发布日期:2015-09-10 点击次数: 字号:【  

【编者按】抗日根据地文书工作发展史,是我国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文书工作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文书工作经过了三次重大改革,研究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图/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社公文封   图片来源:好搜图片)

 

第一次改革

    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政权建立初期的文书工作,基本上仍沿用旧公文体例。旧公文存在的等级制、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和文书处理的官僚主义、拖拉积压等问题,导致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正常关系受到影响,“公文”的政治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彻底改革旧公文、创造新公文程式的问题,被新成立不久的边区政府提到了议事日程,并被列为当时机关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38年4月,新成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了《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际》的指示信,提出了改革公文的具体任务和办法,并对公文的名称及用法作了详细说明。指示信规定,上级对下级的公文名称有指示信、复、函、令,下级对上级的有报告、请示。布告、公函仍可以沿用旧形式,并可用便函、代电等旧公文名称。同时,还规定,公文避免使用文言,在来往文电中一律取消“钧鉴”“示遵”“览”等一类用词。随后又把各县的重要会议记录规定为正式公文。此外,还在《边政导报》上开辟“工作问答”栏目,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解决公文中的一般性问题。

    这次公文改革虽然时间短,但使边区政府机关基本上摆脱了旧公文的影响和束缚,克服了为办公文而办公文的倾向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发挥了公文的政治作用,推动了机关工作的开展。

 

第二次改革

    1940年6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在《边政导报》上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文章,系统地总结了1938年公文改革后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使公文科学化的原则和办法。同年7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公文程式再加改革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也于1942年1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边区政府第二次公文改革工作由此铺开。

    关于公文名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新公文程式》中,将公文分为主要公文和辅助公文两类。主要公文有命令、布告、批答、公函、呈文五种;辅助公文有指示信、报告、快邮代电、签条、通知五种。明确命令、布告、批答、指示信为下行文;呈文、报告为上行文;公函、通知为平行文;快邮代电和签条没有上、下行文之分,但签条只限于机关内部使用。

    关于公文的形式和体例。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废除了旧公文名目繁多的格式,规定公文一律采用白话拟写,废除文言文,禁止在布告中使用五言、七言韵文。并规定:凡命令、指示、请示、报告、电报等文件每份公文只能写一件事情或一个中心问题。要尽量少用公文,多用便函、便条。晋察冀边区还提出将数字性的公文印制成表格,按时填报,并要求报表简单明确,便于填写、携带、保管、检查,以最小的篇幅包括最多的内容。同时,还规定公文一律用新的标点符号。

    如何写好公文,是这次改革的中心问题。晋察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明确提出要使“公文成为加强政治领导,密切上下级关系,开展工作、活跃工作的利器,而不成为工作的累赘”。要求拟写公文时做到如下五点:对理论与政策要很好研究;对问题与环境要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文件的内容必须具体;态度要诚恳、仔细、审慎,切不可马虎和敷衍;文字要简洁,段落要分明。这也是对整个机关工作和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的总要求。它明确地将公文改革同改进整个机关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次改革

    1942年,为了克服困难,粉碎日寇进攻,党中央进行了精兵简政和整风运动,这也对抗日政权机关的文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话,对边区第三次公文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文风中的党八股倾向在文书工作上的主要表现是:公文数量多质量低,内容公式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有的下行文缺乏调查研究,缺乏针对性和指导性,语言空泛,程式呆板;有些上行文则夸夸其谈,谈国内国际形势多,谈具体问题少。对此,边区政权机关结合整风运动和精兵简政,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

    一是调整和加强办公、秘书机构,改进办公制度。晋察冀边区执行委员会设立了办公厅,还设立了集体办公室,正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定时集体办公。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合署办公厅,所属各厅、处、会(除保安处、高等法院等机关外)也一律合并办公,设正副主席和各厅、处、会负责人集体办公室,每日有一至二小时为集体办公时间,会商政务,核稿判行,批阅来文及处理各厅、处工作人员的临时请示事项。同时对行文的职权和文件的签署制度也作了新的规定。

    二是简易政令,减少公文的数量,限制命令使用范围,强调发文必须慎重。要求各机关之间商洽问题时,用便函、便条或当面接洽,少用公文,减少统计报表,并规定区村不得颁发布告。

    三是提高公文质量,一切政令、文件、布告均应力求简明通俗,易于理解执行。政府制定重要政策法令及计划时,事先要征求下级意见,使其切合实际。行文时,反对旧公文的陈词滥调和新旧八股,使之成为反映问题、解决问题,内容充实,材料具体,生动活泼的新公文。

    四是健全各种行文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合署办公办法中规定:所有对外公文,均以边区政府名义行之;凡用政府名义的公文,均由正副主席判行,并由各主管厅处长副署。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则把全部工作大体分为由会议决定、由机关首长决定和由各部门负责同志决定三类,而部门则应根据办事细则中规定的职权具体制发公文。同时对文件的检查和催办也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如对电报和紧急公文,必须在一天内处理完毕,一般公文限三天内答复。还健全了文件的传阅、会办、收发登记和文件的保密、油印制度。

    这次改革比前次更为深刻、广泛。它不仅使文书和文书处理工作在技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而且使处理公文的秘书工作人员的作风、思想方法得到改进和提高,文书工作的组织制度也进一步健全完善,推动了根据地文书工作向正规化、科学化道路发展。

    总之,抗日根据地文书工作,从创新公文格式、清除旧公文影响,到反对文牍主义,健全文书机构和制度,使机关文书工作得到很大发展,为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机关文书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注: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原题目为《简述抗日根据地文书工作的三次改革》

 

    [责任编辑: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