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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他的几位农民“秘书”

作者:黄禹康    来源:秘书工作2012年第5期    发布日期:2017-05-29 点击次数: 字号:【  

  前不久,我们在宁乡县档案馆和刘少奇纪念馆,查阅到刘少奇与王光美1961年5月回故乡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研究的档案史料,刘少奇同志注重倾听基层声音、坚持深入调查研究的风范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其中,他与几位农民“秘书”的故事,更深深打动着我们。

  “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离京前,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位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做是一件大事、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提名。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狠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刘少奇“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共有十几位。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四位农民“秘书”的遴选经过。乡亲们的热情和慎重使刘少奇十分感动,他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四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他们在招待所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车子七拐八弯,来到一幢房子跟前。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儿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少奇同志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四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四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成敬常一行从北京回来后,就忠实履行起了农民“秘书”的职责。

  “没有听群众的话,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

  

(图片人物:刘少奇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农会主席王升平虽然不在刘少奇特邀的四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也就农民致富问题写了一封信,与乡支书邓子卿一同签了名,要成敬常他们面呈给少奇同志。

  成敬常从北京返家的当天下午,就兴冲冲来找王升平,拿出一封信说:“升平,少奇同志给你来信啦!”

  长条大信封,上面写着邓子卿、王升平两人的名字。拆开来看,毛笔字,刚劲有力,整整三页纸。信中说:“??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

  自此后,王升平也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再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但遗憾的是,王升平一边给刘少奇写信,抨击农村刮“五风”,一边自己又加入刮“五风”的行列。当时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安湖塘下的良田中挖鱼池,在花明楼的坡上挖树平山砌凉亭,都是他让乡亲们干的。这些馊主意遭到群众的抵制,他就扣社员的饭,罚他们的工??这也是“大跃进”结下的一枚苦果。

  不久,上级派来整风整社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宣布撤销他的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检讨。王升平对此很不理解,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去水塘里捉黄鳝。

  一天,王升平又提着篓子来到塘边,忽然有公社的干部来找他,告诉他刘少奇主席回来了,要找他谈话。他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往炭子冲赶去。

  刘少奇从屋里迎出来,一边招呼一边伸出手。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几句家常过后,刘少奇问王升平:“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说:“当然责任不全在你,但你也不能推得干干净净,我看你头脑也有些发热。”王升平喃喃地说:“刘主席,我有错。”

  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现在大队临时医院住着不少奄奄一息的水肿病人,据了解,队里还有不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一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你作为这里的大队支书,难道不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他起身踱了几步,叹息一声,又说:“听说你每天提着个竹篓子去捉黄鳝,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王升平痛心地说:“刘主席,我下决心改,向全大队群众作检讨。”刘少奇严肃地说:“我们有过失,使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行吗?当然,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题转向公共食堂。刘少奇说:“王升平,你实事求是说说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平支支吾吾:“刘主席,有些话,我不好讲。”刘少奇说:“不要有顾虑,白的就说白,黑的就说黑,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真心话。”

  刘少奇既严肃,又诚恳。王升平鼓起勇气说:“报告刘主席,这公共食堂如果还办下去,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接着,他列举了他家所在的柘木冲食堂的种种弊端。

  刘少奇说:“既然大家都觉得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六十条》也发下来了,你们的食堂为什么还不解散呢?”王升平说:“公社说,这里是刘主席的家乡,解散食堂要慎重。”

  刘少奇很生气,顾这些虚名,怎么不想想群众在饿肚子?他说:“王升平,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办食堂,你回去把你家所在的食堂停办了。”王升平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刘少奇说:“你还是共产党员嘛,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六十条》有规定,可以不办食堂,要是群众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给群众办了实事,群众就会谅解你。”

  第二天清早,太阳刚刚出山,王升平正在屋里煮饭,刘少奇忽然来到他家,问:“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王升平高兴地说:“报告刘主席,昨晚连夜开会,社员群众一听刘主席支持散食堂,大家都鼓掌,一些人还流了眼泪。都说搭帮刘主席,要不然,哪个敢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王升平家的房子也很挤。屋里只有两张破床,被帐也很旧,用一只装盐的瓦罐做饭。刘少奇说:“家具都不齐备,看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很紧巴。”王升平说:“这两年刮‘五风’,一会儿要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我前前后后搬了八次家。这一折腾,我一家五口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家当了。”

  左邻右舍听说刘主席来了,都踊跃地围了上来。刘少奇热情地问候大家,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多时就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大家。”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

  昨天,刘少奇严肃批评了王升平。现在,趁着许多社员都在,他问一位老农:“昨天晚上,听说王升平召集你们开会,把食堂散了。这件事,他还办得不错吧?”老农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我们农民最开心的事!”

  

(图片人物:刘少奇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刘少奇进一步说:“乡亲们生活很困难,王升平当基层干部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跟大家并没有两样,这说明他至少没贪没占。这也很难得。他有错误,但有些错误的责任也不全在他,有些东西是中央提倡的。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乡亲们饿了肚子,苦了一两年。现在中央明白了,王升平也有切身体会。他改正了错误,就要让他振作精神,更好地为群众办事。”

  那位老农连连点头:“刘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王升平不刮‘五风’,还会有张升平、李升平。上边来了号令,哪个抵挡得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话又说回来,乡亲们吃了这么多苦,不怪王升平又怪谁呢?”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这么说来,王升平是代我们受过。这几年工作没做好,中央有责任,省委、县委有责任,当然了,王升平也有责任。还是那句话,有了错误就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而且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

  “不要扣压我的信,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

  进京的四位农民“秘书”中有一位去外地工作,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四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四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信,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欲罢不能。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一蔸挨着一蔸,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这种劳民伤财的事,应赶快制止。

  1959年秋收后,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去,却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冷,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命都要保不住,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一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容枯槁。刘少奇见到吃了一惊:“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少陪’(当地俗语,即过世)了。”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既安慰又责备:“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1953年从北京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王光美思索了一会,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难道都丢失了?刘少奇当即指示相关部门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调查中,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记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

  5月8日,刘少奇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场。刘少奇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了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去,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说:“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王升平、成敬常他们由于农民“秘书”的身份,后来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段往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们心中最清晰、最珍贵的记忆。

  (作者单位:湖南省档案局)

[责任编辑:冉渝  平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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